文化与历史是一组有机的统一体，即二者间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1-2］。显而易见，文化学与史学内部间也存在必然关联［1-2］,［3］1-3。基于此，早期诸多学者就意识到文化学与史学研究存在诸多弊病与缺陷的根源原因之一，可归结于对二者的结合交叉研究不足［1-2,4］,［3］5-8。由此，学界很早就对文化学与史学进行交叉研究，并发展形成文化史学这门文化学与史学的重要学科分支，甚至部分学者提出文化史学是使史学走向科学的必由之路［2］,［3］2-3。毋容置疑，安全文化学（safety culturology，SC）与安全史学（safety historiography，SH）间也必然存在诸多内在联系，若不对二者进行交叉研究，无疑也会导致对二者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和弊病。换言之，创建安全文化学具有充分的可能性（即现实依据和例证）和极强的必要性。安全文化史学（safety culture historiography，SCH）理应是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的重要学科分支，其研究可极大丰富和完善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的学科理论。基于此，吴超等［5］从安全文化学方法论层面提出创建安全文化史学的构想，但目前尚未有学者从学科建设高度对其开展专门研究［5-12］,［13］1-5（值得一提的是，王秉等［8-10］已创建比较安全文化学、安全文化符号学与安全民俗文化学3门主要的安全文化学学科分支）。因此，极有必要对安全文化史学的建构开展深入研究，此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价值。鉴于此，笔者基于学科建设高度，对安全文化史学的建构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丰富安全科学理论和弥补传统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研究存在的弊病或缺陷，从而推动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研究发展。

1 创建安全文化史学的必要性论证

理论而言，具备充分的可能性与极强的必要性是创立一门新学科的两个前提条件，换言之，思考并回答“创立这门学科是否有依据”与“创立这门学科是否有价值”两个问题是创立一门学科的首要问题。上文已对创建安全文化学的可能性做了理论推理与引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但未对其必要性进行深入论证，故笔者对此进行详细剖析。

1.1 理论层面的必要性论证

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决定了极有必要创立安全史学。（1）安全文化是安全史的积淀与产物，安全史学研究绝不能离开考察与研究安全文化的本质；（2）唯有准确了解和把握安全文化的本质，及全面而科学地认识与剖析安全史之中的各类安全文化现象，才可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安全史。换言之，为保证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准确性与全面性，二者的研究极有必要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1.2 现实层面的必要性论证

根据我国现行的学科划分标准，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分别被划归为二级学科“安全社会科学”与“安全科学技术基础学科”下的三级学科，但综合分析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在安全文化学与安全史学研究方面均存在基础理论研究偏少（尤其是学科建设高度的研究较少，导致它们的学科体系均尚不完善）与研究的理论性、学理性和系统性明显不足等诸多缺陷（需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缺陷在安全史学研究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严重阻碍二者的研究与发展［5-12］,［13］1-5。

（1）在安全文化学研究方面，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应用实践层面，但在理论层面也已获得一些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文献［5,7-10］分别研究安全文化学的方法论、基础原理及比较安全文化学、安全文化符号学与安全民俗文化学的建构）。需特别指出的是，人类安全文化起源及发展演进方面的梳理与研究较少，使安全文化品味度较差，且这方面仅有的部分研究绝大多数也只是一些极简单的散论，对人类安全文化的历史演进脉络的描述欠科学、清晰和全面，这主要是该方面研究尚未与安全史学进行紧密联系所致。

（2）在安全史学研究方面，研究成果极少，如，较典型的研究成果仅有姚慧等［11］初探安全史学的创建、石英等［12］研究安全史学方法论、孙安第［13］1-5梳理并简评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安全史，而其他的安全史学研究均仅是穿插于安全文化或安全管理等起源与发展研究方面的散论，从学科建设高度的理论研究更是无从谈起。需特别指出的是，绝大多数已有的安全史学研究均是安全叙事史（即仅是具体安全史料的简单叠加），存在个别性与独特性的弊病，缺乏对一般性规律的探究（即尚未阐明安全历史发展的一般原理等），未深入剖析与挖掘隐藏于安全史料深层的内涵，使研究成果缺乏思想性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从安全文化学视角审视安全史学的力度不够所致（因安全文化学研究强调安全文化的统一性与整体性，正好可有效避免或弥补上述研究弊病），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安全文化学视阈下的安全史料研究才更有研究价值。简言之，安全文化史学的诞生会为安全史学的归纳概括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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